您现在的位置:律师维权网>> 频道>> 合同纠纷>> 合同履行>>正文内容

非订立合同的委托人介入第三人合同的先决条件

    【裁判要旨】  非订立合同的主体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以所谓委托人身份介入受托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其先决条件是介入人和所谓受托人之间存在委托关系。没有证据证明订立合同之时委托关系的客观存在和事实可能,仅凭诉讼过程中介入人和所谓受托人双方对委托关系的承认,不足以认定委托关系的成立。委托关系的先决条件不成就,介入合同则不能实现。

【案情】

    原告:上海优利兴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利兴公司)。

被告:厦门耀中亚太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中亚太公司)。   

2010年11月26日,金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海公司)与被告订立租船合同,由金海公司将“HONG WANG 2”轮航次出租给被告,从印尼运载货物到中国。由于船舶在起运港和目的港发生滞期,被告于2011年1月11日向金海公司就滞期费问题作出保证函。诉讼中,金海公司出具声明书,证明在2010年11月26日,其代表原告与被告订立了“HONG WANG 2”轮租约,租约的权利义务由原告享有和承担。不过,原告不能提供其与金海公司订立委托合同的相关材料,双方之间也无付款关系。还查明,原告不是“HONG WANG 2”轮的所有权人、经营管理人或者光船承租人,也不是租赁使用人。

    原告优利兴公司诉称,其通过代理人金海公司与被告签订了“HONG WANG 2”轮租船合同,故要求被告支付滞期费2296179元。

    被告耀中亚太公司辩称,原告依法不为本案适格主体。金海公司未以原告的名义与被告订立租船合同,不符合民事代理的法律特征。原告非案涉船舶所有者或管理使用者,不具有委托他人代理的权利来源。原告如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行使权利,但法律规定委托人行使受托人权利的前提是“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但本案至今不清楚金海公司对原告负有何种义务。

【审判】

    厦门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租船合同的订立双方是金海公司和被告,现原告主张金海公司是受原告的委托与被告订立租船合同,原告对此应予举证。虽然金海公司提供了声明书,说明其是代表原告与被告订立“HONG WANG2”轮租船合同,但从租船合同订立过程和履行情况看,没有证据证明在本案诉讼之前金海公司曾告知被告或者被告已经知晓金海公司是接受原告的委托订立租船合同,仅凭金海公司的声明和原告的陈述而不存在书面委托合同或其他委托材料的情形下,不足以认定原告与金海公司之间委托事实的存在。况且,原告不是案涉船舶的所有权人或者经营管理人,也不能提供租用该船舶的租赁合同,故原告没有权利将案涉船舶出租使用,也就无法形成委托金海公司出租船舶给被告的事实可能。综上,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与被告之间成立航次租船合同关系,其不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主体,不能依据租船合同向被告主张权利。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9条、《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之规定,法院裁定如下:驳回原告优利兴公司的起诉。

    原告不服一审裁定,提起上诉。后因原告主动撤回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回上诉。

【评析】

    我国合同法借鉴英美法的经验,专门设立了间接代理制度。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和第四百零三条分别规定了“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和“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两种间接代理情形。当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根据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委托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介入对第三人的合同,直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本案即属于原告要求以委托人身份介入租船合同的情形。

    一、间接代理制度的适用范围 

合同法规定间接代理制度,对民法的代理制度构成了一定的冲击,也对整个合同相对性原则提出了挑战。因而有学者提出,如果对间接代理的适用范围和条件不予严格把握,就会使合同的法律拘束力大大减弱,不利于合同纠纷的处理。譬如,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订立合同的一方声明其只是代理人,真正的合同当事人还另有其人,容易引发所谓的代理人将合同责任推给别人的情形。鉴于此,王利明认为,我国合同法关于间接代理的规定主要适用于国际货物买卖中的外贸代理。

笔者认为,虽然间接代理制度有其弊端,也不管当初合同法设置间接代理制度的立法初衷是不是要解决外贸代理纠纷,但从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三条的表述以及有关的司法解释看,根据条文解释原则,无法得出该两条只适用外贸代理的结论。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不应该将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三条的适用范围仅局限于外贸代理。本案属于航次租船合同纠纷,也就不排除在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适用范围之外,原告只要符合委托人行使介入权的构成要件,介入合同就能实现。从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可知,行使介入权有四个要件:(1)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2)受托人因第三人不按约履行合同导致自己对委托人不能履行义务,并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3)委托人向第三人表明自己的委托人身份:(4)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仍会订立该合同。根据这四个要件分析,不难发现这里面均包含着一个先决因素,即委托关系的存在。因此,当某个主体要求行使委托人的介入权时,首先应对委托人的身份进行考察。   

二、考察委托关系真实存在的法律意义

    在未披露委托关系的间接代理中,受托人是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第三人订立合同时也根本不知道委托关系的存在,当真正的委托人出现时,依据公平原则,法律上应对“善意”的第三人给予足够的保护,以免“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受损。因此,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和第二款分别对委托人的介入权和第三人的选择权作出规定。在第三人对受托人不履行义务时,根据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委托人可以介入合同直接向第三入主张权利,当然,委托人向第三入主张权利后,受托人就不得再向第三入主张权利,故不存在第三人两次承担责任的情况。在受托人对第三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时,第三人可以根据对方的履行能力、诉讼便利等具体情况选择是向受托人还是委托入主张权利,故一般不存在受托人在披露委托人后推诿或逃脱责任的情形,因为此时选择权在第三人手中。

    毫无疑问,无论直接代理还是间接代理,都包含一个先决的因素即本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委托关系。没有委托关系,根本不可能形成代理,当然也就不可能构成间接代理。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在未披露委托关系的间接代理中,如果所谓的委托人和受托人在诉讼过程中都承认双方存在委托关系,法院是否还有必要考察委托关系的真实存在?

    有入主张,由于介入人和所谓的受托人都承认了委托关系的存在,说明受托人认可其代表介入人订立合同,并同意合同项下的相关权利由介入人享有,法院再去考察介入人和受托人之间在订立合同之时是否存在真实的委托关系并无多大意义,因为即便介入人并不是合同的真实委托人,其介入合同对第三人的利益并不构成影响。从对第三人利益影响的角度分析,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介入人以委托人身份介入合同后,第三人仍是根据合同的约定来承担义务,其并不因委托人的介入而增加合同履行的内容和范围,也不可能出现委托人之外的其他主体再要求第三人履行义务的情形。同时,第三人也不因委托人的介入而影响其选择介入人或者受托入主张权利。也就是说,所谓的委托人介入合同后,当存在受托人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的情形时,第三人不受委托人介入的影响,仍然有权选择是要求所谓的委托人还是受托人作为合同相对方承担责任。

    但笔者认为,在未披露委托关系的间接代理中,非订立合同的主体要求介入合同时,法院应考察真实委托关系是否存在。主要理由是:第一,所谓的委托人要求介入合同,前提应认定属于间接代理关系,但授权委托是代理制度形成的根本,在认定是否构成间接代理时理所当然需要查清委托关系的存在。只有确认了介入人属于委托人的角色,其才能在诉讼中成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主体,并获得合同权利的来源。第二,如果仅凭所谓的委托人和受托人双方对委托关系的承认就允许委托人介入合同,容易造成经济秩序的混乱。由于某种利益的需求,订立合同的一方与合同外的主体达成委托关系的一致是非常容易的,但这样会让合同的另一方失去对合同主体的预期判断,不利于经济秩序的稳定。第三,不严格审查真实委托关系的存在,轻易让其他人介入合同,第三人往往无所适从,在特殊情况下可能损害到第三人的利益。其他人介入合同后,说明其委托人身份得到确认,当第三人在对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时,第三人也必须面临着权利主张对象的选择。由于法律上规定第三人行使选择权后不得变更,而第三人又缺乏对委托人的了解,如果一旦选择了实际履行能力更低的委托人,第三人的利益难免受到消极损害。第四,如果仅凭所谓的委托人和受托人双方对委托关系的承认就允许委托人介入合同,而不考察真实委托关系的存在,这实际与合同的权利转移无异。受托人允许他人介入合同行使对第三人的权利,如果双方并无真实委托关系,这等同于受托人是将合同的权利转移给了委托人。虽然这种合同权利的转移并不规避和违反法律规定,但间接代理和合同权利转移毕竟属于两种法律制度,适用的法律不一样,不能混淆。

    三、介入权行使过程中委托关系的证明

    对于委托关系的证明责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由介入人来承担。介入人只有证明了其委托他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这一先决因素,才能获得介入权的身份权利。本案中,金海公司出具了证明,说明其是受原告委托与被告订立租船合同。但笔者认为,仅凭金海公司的承认不足以认定原告和金海公司存在委托关系。首先,从委托和代理的法律特征看,委托是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内部关系,而代理涉及本人、代理人与第三人之间三方面的关系,其中代理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为外部关系。特别是在未披露委托关系的间接代理中,委托关系具有相当的隐蔽性,仅凭委托人和受托人在诉讼过程中对委托这种内部关系的认可难以让处于外部关系的第三人和法院相信。其次,从证据证明力的角度看,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则》)第8条第1款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金海公司不是与原告相对的案件当事人,不能套用该款规定认为金海公司对原告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承认后,原告无需再举证。从证据的类型看,金海公司出具的证明应属于证人证言,但金海公司与原告显然处于利益共同体,根据《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仅凭与原告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也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再次,从需要证明的内容分析,委托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两个主体之间建立何种性质的法律关系是由双方的行为内容来决定的,这种身份法律关系的认定应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由法院进行判断,不应受法律关系当事双方的自我认知的约束。

    判断原告和金海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委托关系,应该综合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认定:第一,在金海公司与被告订立租船合同之前,原告和金海公司是否订立了委托合同。虽然委托合同是诺成、不要式合同,原告和金海公司可能不

存在书面的委托合同,但原告仍应举证证明双方缔约或履行的过程。在大量委托合同商事化的今天,无偿服务的交易已极少出现。第二,原告有无委托金海公司订立合同的事实可能。就委托来说,受托人的行为可以是事实行为,也可以是法律行为。但涉及间接代理时,代理人的行为必须是法律行为。如果原告认为其委托金海公司订立合同,其就应该具备履行合同的条件,这也可以作为判断原告是否为委托人的辅助因素。当然,委托人是否具备履行合同条件的判断标准只有在其要求介入合同才有意义,因为此时是第三人不履行合同,而所谓的受托人已经履行合同。如果受托人已经履行的内容与委托人毫不相关,一般可以断定该委托人非真正的委托人。当然,如果在第三人行使选择权时,这个判断标准就不一定能适用,因为此时是受托人不履行合同,而受托人不履行合同可能正是与委托人没有履行条件有关。譬如,本案金海公司是将“HONG WANG 2”轮航次租给被告运输货物,且该航次已经履行完毕。如果原告认为其是委托金海公司订立租船合同,则说明原告是真正的航次租船合同的出租人,其理应可以提供出租该船舶的权利来源,但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不是该船舶的所有权人、经营管理人、光船承租人或者租赁使用人。既然原告不享有该船舶的任何管理、使用的权利,其就不可能将该船舶航次出租给被告完成货物运输,也就可以断定金海公司完成本航次运输非原告的委托所为。原告不能证明其属于委托人,说明其不是租船合同当事人,就不能介入合同行使对被告的权利。

    四、介入权行使过程中除外条款的援用

  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虽然规定了委托人有权介入受托人和第三人的合同,但同时还规定了一种除外情形,即“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据此,有一种观点认为,本案中,法院没有必要去考察原告和金海公司是否存在真实的委托关系,因为如果被告对原告介入租船合同有异议的话,其完全可以援引该除外条款来对抗原告的介入权。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妥。首先,原告的委托人身份是其行使介入权的先决条件,这一条件的成立不因第三人是否援引除外条款的影响。因此,不能以第三人存在法律上规定的对抗权而忽视对介入人和所谓受托人委托关系的审查,这属于两个层面的问题。其次,委托人行使介入权时,委托人对委托关系负有举证责任,而第三人需要援用除外条款时,也必须进行举证。如果法院认为第三人可以行使对抗权而忽视对委托关系的审查时,这实际上减轻了委托人的举证责任而增加了第三人的举证责任,等同于本应由委托人承担的举证责任转移至第三人承担,对第三入不公平。因为在司法实践中,第三人要证明如何构成“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合理情形是相当困难的。综上,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虽然存在除外条款的规定,但仍不能减轻介入人对委托关系的举证责任。


免费发布留言咨询

感动 同情 无聊 愤怒 搞笑 难过 高兴 路过
【字体: 】【收藏】【打印文章】【查看评论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