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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法律应用创新源于司法个案

 

知识产权法律应用创新源于司法个案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地域转移。科技创新政策已上升至许多国家的国家战略,知识产权亦随之成为这些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资源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由于全球化科技创新和国际竞争态势下的利益纷争不仅越发复杂、处理难度加大,而且越来越多地需要运用司法手段来解决,因此知识产权法律应用创新成为应然之势。“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整个人民司法工作的纲领性要求,这是创新的目标、创新的内容和创新的要义的综合体现。具体来说,知识产权法律应用创新就是要落实到案件审理中,清晰地规范相关的社会和法律关系,依法树立相关的裁判标准,充分显示公平和正义。

深圳中院、广东高院审理的华为诉交互数字公司(IDC)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使用费率纠纷、垄断民事侵权赔偿纠纷两个案件,堪称知识产权法律应用创新的典型。因为围绕双方的争议焦点,既没有系统的法律理论可以依循,也没有生成的实践案例可供借鉴,这对知识产权法律适用不啻为一个真实的巨大挑战。深圳中院在审理本案中的国际视野、商事理念和发展思维走在了司法创新的前列,为知识产权新型案件的裁判提供了f一个值得参考、借鉴的实践样本。

一、以知识产权的国际视野审视高新技术条件下的利益纷争

美国专利与商标局前副局长卡森斯基讲:“科技发展的速度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而知识产权则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也就不难理解在当下知识经济社会,为什么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会成为国际间经济较量和贸易竞争的重要形式,并且随着各国关税壁垒的逐步拆除和世界统一市场的逐步形成,知识产权对一个国家的经济主权的影响力会越发突出,综合国力的增强也日益凸显地表现为以专利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发明,以及提高整体的创新能力。

之所以如此,这是由知识产权的专有性、地域性和时间性三个基本特点决定的。这三个特点使得权利人可以利用知识产权进行交易,进而占据、拓展国内外市场,甚至形成行业市场垄断。在这方面,专利表现地尤为鲜明,特别是在新兴的、技术含量高的、互联互通标准化需求强的信息产业领域中,技术标准化和专利相结合形成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已成为本行业国际市场分割的强大武器。华为、交互数字公司之间的诉讼纠纷,就是这种情势的最好注解。

信息产品互联互通的特点导致信息通讯技术趋同于标准化、国际化。当技术标准与专利技术结合形成标准必要专利,就意味着采用技术标准就必须实施该专利技术,该专利技术无法回避且不可替代,专利的垄断性因技术标准的强制性大大加强,专利权人依靠标准的强制性和约束力则可要求过高的专利许可使用费。深圳中院在审理华为诉IDC公司垄断侵权赔偿纠纷案中,始终保持中立并以国际视野来审视本案法律纠纷和矛盾的根源,梳理相关利益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法院确认IDC公司作为专利权人积极参与标准化活动,对其专利极尽披露义务,并承诺按照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FRAND)履行专利许可义务,其目的就是借助于技术国际标准化来控制全球相关行业市场,通过专利许可获取最大市场收益。在明确双方利益纷争的诉讼本质是市场竞争的前提下,法院认为保护知识产权不应成为从事非法垄断行为的借口;结合IDC公司仅以专利许可作为经营模式而不进行任何实质性生产的产业背景,与华为公司不存在交叉专利许可制约和平衡的事实情况,经过步步递进、论证,依据我国反垄断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等法律规定,指出IDC公司对华为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应承担垄断侵权责任。

因此,当我国产业核心从制造型向创造型转变,谋求与国际接轨的同时,我国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也相应地应以国际眼光审视高端技术条件下的利益纷争,洞悉国际通行情况和行业动态,使我国的知识产权规则在符合国际通行标准的情形下,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

二、以知识产权的商品属性及理念规范交易关系各方的行为

知识产权属于民事权利,也就是私权。私权的法律性质决定了知识产权具有商品这一基本属性,能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市场交易中使用并获取收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编著的《知识产权纵横谈》一书认为,在现代社会,知识产权往往被作为与动产、不动产相并列的三大类财产之一。与作为有形财产的动产、不动产相比,知识财产是一种无形财产。客体的无形性(非物质性),衍生出知识产权的专有性、地域性和时间性。这三个特性使知识产权有着不同于一般商品的市场功能,即可以作为一种利益机制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进行制约和平衡。因为知识产权作为一束权利包含了不同主体对于特定对象的支配和使用权利,即创造者创造使用的权利、商人商业使用的权利和公众私人使用的权利,所以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规范和保障功能,也就是在知识产权创造者、实施使用者和公众之间进行利益平衡:既要鼓励知识生产,又要促进知识传播与应用;既要保护知识创造,又要防止垄断竞争。可以说,在知识产权法中凸显商法功能,以商事理念和经贸规则来规范知识产权交易各方的行为应是必然选择。这一点,通过考察知识产权的产生和发展商法的发展和功能可以得到印证。

作为一项社会构造,知识产权最初源于资本主义兴起后贸易政策上规制商业竞争的需要,并非出于现如今所谓的保护创造者劳动进而促进公共知识的增长及提升社会福利的目的;商人始终是知识产权制度产生与发展一如既往的推动者,也是知识产权保护的最大受益者。换句话说,商人基于自身的利益需要推动着知识产权贸易。随着交易的不断发展,知识产权作为市场要素的资源配置功能和市场调整功能越发凸显,从而为限制竞争、规制商业贸易,满足商人对于某一贸易形式为独占经营的需要进而保障商人的投资预期和利润盈余,此时就需要相应的法律规范予以调整,这也就是知识产权法的形成和发展。可见,知识产权天然的商品属性,使得知识产权交易行为具有利益浓厚的商事味道。而考察商法的发展史,可知商法制度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商业贸易的发展和国内市场统一的形式。商法是产生和服务于市场经济的基本法,直接以市场交易关系为调整对象,充分尊重交易各方的意思自治和诚实信用,其基本功能就是保护交易行为的逐利性、维护交易公平和交易安全、围绕市场经济的效益价值来建构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自由、公正与秩序。

因此,知识产权的商品属性和市场要素作用,与市场经济基本法一一商法制度的功能自然契合,演绎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应具有商事理念和商事思维。面对华为公司起诉IDC公司垄断纠纷中存在歧视性过高定价、搭售、附加不合理条件、拒绝交易、违背FRAND原则等一系列诉求,深圳中院审理时以商事理念审视双方间的矛盾纠纷,透过双方自2008年开始旷日持久地谈判、互诉、诉讼中仍保持协商谈判的打打闹闹的案情事实,认为IDC公司是以诉讼的手段逼迫华为公司接受其过高的专利许可使用费和许可交易条件,而不是拒绝交易,否则有违一个专门经营专利而不从事任何实质性生产的公司的利益法则。双方在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信息上存在天然的不对称,处于信息劣势的华为公司一直积极诚信协商以争取尽早获得使用许可,以便合法销售其产品,是善意的实施者;而IDC公司却在双方协商谈判过程中,既力促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华为公司的3G、4C无线设备发起“337”调查,也同时向美国的特拉华州法院起诉华为公司3C产品专利侵权并主张赔偿;甚至起诉后的谈判中,IDC公司仍然强调,其每项要约均含有华为公司无法挑选和选择的整体要件,拒绝或不接受一项要约的任何要件都构成对该要约的整体及该要约全部要件的完全拒绝,可见其意欲将其所提许可条件强制华为公司接受的霸权态度。这充分证实,IDC公司此举表象是威胁华为公司在海外市场的立足,其实是以诉讼的手段逼迫华为公司接受其专利许可条件实现利益最大化。法院确定IDC公司逐利的本质后,对逐利本质的外化行为逐一分辨查实:如搭售非标准必要专利、附加不合理的许可条件、捆绑交易、违背FRAND原则歧视陛过高定价等。据此,法院依法判决IDC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构成垄断。

三、以知识产权发展的观念提供适应社会需求的合理制度安排

一位早期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斯托里曾言:“法律必须适应时代的需要和精神。”由于知识产权是经济和科技发展以及科技成果商品化的产物,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知识产权的更迭和扩充自是必然趋势,并且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知识产权规则和标准亦不断调整和变化。所以,知识产权观念和内涵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具有不同的意义,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也必须树立一种发展的而非僵化的观念,顺应当时当地的社会现实需要为不同社会力量提供都能接受的合理制度安排。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伴随着高新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的发展,新的技术领域接连涌现与现代科技的快速更新,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已经受到非常直接、巨大的冲击,而且面临种种挑战和新的问题,需要及时地在如下三个方面做出调整和反应。一是扩展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必须思考这些不断涌现的新技术应不应受到知识产权法保护?哪些可以受到保护?应以何种方式保护?二是调整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限。知识经济不仅带来知识总量迅速扩大、知识传播的明显加快,而且使得知识更新换代的周期越来越短。那么,现行的知识产权法规定的保护期限能否根据不同行业的不同情况重新考虑修订呢?三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问题。由于经济和科技的一体化发展,必然导致经济乃至法律的全球化。为了适应科技经济发展的新要求,法律尤其是知识产权法应当尽可能与国际公约等国际规范保持一致,并适当保护本国利益;既协调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又防止权力被不正当利用;既要保护合理又要保护适度。

华为公司诉IDC公司标准必要专利FRAND许可使用费率纠纷案之所以一直倍受国内外广泛关注,是因为 FRAND专利许可使用费率是否具有民事可诉性,这在国内外均没有先例可循,而且对FRAND原则专利许可的内涵、外延在国内外也从未有过清晰界定。面对这种国际性司法前沿问题与挑战,深圳中院正是以知识产权发展、开放的观念积极应对,及时、灵活地将新类型利益纠纷纳入司法保护范围,并开创性地作出了公正裁判,满足了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

有些人片面肢解IDC公司不构成垄断的抗辩理由来质疑深圳中院处理这种国际影响案例的司法公正性,这除了表明他们起码缺乏对业界统称的“专利海盗”【Non-Practicing Entity,即NPE(专利主张实体)]的深度认识外,还反映了他们内心存在以感性认知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从而产生的自卑感。不可否认,我国知识产权发展较晚,在国际经贸新规则中基本话语权很少,知识产权交易大多还是在经济技术发达国家制定的国际规则的笼子里进行;但要知道,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发展常常会遭遇到发达国家利用其在先的知识产权限制创新和发展的贸易壁垒,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与其社会经济、产业以及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以陈旧的历史眼光考察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也不能以偏概全,以偏远地方、落后部门的技术否决我国发达地区、领先行业的科技发展;更不能交错领域评判,以过去的、陈旧的经济技术情况怀疑我国当下的、开放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制度。也许现在,这些人应该提升自身认知和增加自信了,因为我国法院审判法官司法保护的国际视野和发展理念,不仅与时俱进,甚至具有前瞻性,而且他们丰富的司法经验和司法智慧足以担当起处理国际性的尖端前沿、疑难复杂案件的重任。

本案裁判后数月中,欧美法院就类似案件作出裁决的思路与本案基本相同,这体现了深圳中院具有裁判的世界眼光和国际发展理念。更为重要的是,本案所确立的司法规则,使一些跨国企业有望通过司法救济来排除知识产权滥用的侵扰,更好地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战略布局和全球经济竞争。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我国司法规则正在对现有的国际交易秩序产生影响。

可见,中国司法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作用越来越重大,可参与、引导国际竞争,推进社会资源配置和利益格

局调整,增强国家的经贸话语权。像深圳中院这种审判一案、规范一片的效果,彰显司法公信力的法律适用

创新案例,会随着中国知识产权战略布局海外市场的推进而不断呈现,中国司法特别是知识产权法律应用创

新一定会有更大的作为空间,也会绽放更大的国际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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